到目前为止，我们从始至终把收入水平和分配的决定视为外生的。在这一 章，我们使收入水平和分配内生化。人们不是直接拥有收入，而是拥有各种 资产禀赋：土地、劳动力、实物和人力资本。我们引入一种技术，即总量生产 函数，它决定这些生产要素能如何组织起来生产产量。我们也将引入关 键的经济制度：具体地说是产权和竞争性市场，它们决定各种资产的收 益率。

  这一切为什么重要?直观地说，如果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影响权贵在 民主和非民主之间的权衡，或者影响民众对民主和革命收益的比较，它们便 可能是重要的。之所以如此，原因有很多。首先，经济结构可能会影响革命、 或政变的成本。其次，经济结构也可能会影响不同团体之间的再分配政 治的性质，我们的框架将再分配政治与民主的创立和巩固联系在一起。在 这一章，我们研究这两个方面。我们分析的模型允许考虑一些在政治科学 和社会文献中关于民主的最有影响的主张。例如，民主不可能在农业占首 要地位的社会或者权贵是大的土地所有者的社会中持续存在，这样的观点 在从摩尔(Moore,1966) 和达尔(Dahl,1971) 到卢希梅尔、斯蒂芬斯和斯蒂芬 斯(Rueschemeyer,Stephens,and Stephens,1992)的文献中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这种观点的微观基础是不清楚的。本章中的模型有助于突出引致这 种关系的机制。

  政变和成本可能和经济结构有关系，这有许多言之成理的原因。 最重要的是，和政变是有成本的，因为它们破坏经济生活。在现代资本 主义经济中，生产需要来自许多各种各样企业的投入，其中大部分不是由中 央机构或有意识地协调的，而是由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以及大公司的“看 得见的手”来组织的。并且，这些经济关系中的大部分是基于某一些暗含的信

  任。在最简单的层次上，雇主知道工人明天会来上班，工人也知道当他们上 班时，他们有工作可做，并会得到报酬。更重要的是，每个公司都相信它的 供给者将提供生产所必需的物资，它的消费者和下游企业将购买这一些产品。 更重要的是，对提供的物品和服务的质量有暗含的信任。雇主相信工人不 仅会工作而且会付出适当的努力，供给者不仅提供物资，而且提供质量足以 保证生产的物资。最后，消费者相信他们会买到相当高质量的产品，而不是 一些对他们来说没有吸引力的消费品。任何突发的暴力，任何改变政治体 系的骚乱，任何加重现有社会冲突的局势也会破坏经济结构、信任关系和作 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的合作。在一个相关的讨论中，达尔(Dahl,1971) 强 调了：

  在管理发达社会时的暴力、强制和高压的巨大的局限性、成本和无效 率。发达社会需要激励和复杂行为，而这些是不受暴力威胁的操纵的。

  在有关军事政治的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观点。例如，芬纳(Finer,1976) 认 为军政府不能管理复杂的工业社会，因为成本过高了。他写到：

  随着经济的进步，劳动分工慢慢的变普遍，随着第二、第三服务的扩 张，跟着社会对存在职业官僚、技师的要求……军队不再能够仅用自有的资 源统治了。(p.17)

  这些观点表明了为什么和政变是有成本的。这一论证强调了复杂 的经济关系的破裂，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这些关系是很重要的。尽管同样 的关系网农业生产中也是存在的，但是，显然，其重要性要小得多。质量问 题，对农产品不像在制造业生产中那样重要。在一个不太发达和工业化程 度比较低的经济中，买者和卖者的关系网不是那么复杂，较少依赖对技能和 关系型资本的投资。这些考虑自然而然地说明：在生产技术是资本密集型 的(不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而不是土地密集型的经济中，和政 变的成本更高。

  同样重要的是，经济结构可能会影响政治冲突的形式和民主对权贵的再 分配含义。例如，在民主中，土地所有者也许会比工业家遭受更多损失。如 前所述，我们的全部方法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在民主中，民众有政治权力 制定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政策。在民主中，限制民众得到他们所想要政策的 能力的一个因素是：权贵也许有与其人数不成比例的权力(例如，通过游说 或控制政党，如我们在第四章附录中所分析的那样)。但是，有一个同等重 要的经济因素限制民众的作为，我们在第四章称之为拉弗曲线。在收入再 分配的背景下最容易讨论这一点。如果税收非常高，这会扼杀经济活力，造 成深重的经济扭曲，以至于不会有很多剩余产出。因此，民主会自然地限制 运用高税率，尽力保证这些税率对资源配置不造成太大的扭曲，不使权贵从 经济活动中抽掉他们的资产，由此减少税收收入。但是，这些考虑对于资 本和土地的适用程度有很大不同。对土地的高税率至多使土地所有者撂荒

  他们的土地，但他们不会有更多的事可做。相反，物质资本供给更有弹性也 可以说更灵活，对资本课以重税，将不会有太多积累，资本持有者将会把他 们的钱投资到不可征税的部门或不被征税的国家(我们在第10章详细讨论 这一可能性)。人力资本供给弹性可能更大，因为除非人们付出努力，否则 人力资本是没有用的，如果税率太高，人们将不愿再努力。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民主自 然地会对土地所有者征更高的税而对物质和人力资本征更低的税，努力在 不产生太多扭曲的情况下，使再分配最大化。相似地，在很多不平等的社 会，民主首先是再分配资产，比起物质资本，土地更容易再分配并带来较少 扭曲，土地改革是解决很多严重不平等的手段。当然，人力资源是不可能再 分配的。同样，土地所有者在民主中失去的比资本所有者和工业者更多。

  这些观点意味着，与投资于物质和人力资本的权贵相比，大量投资于土 地的权贵通常更愿意用强力保持非民主或者过渡到非民主。这原因是 在这样的社会，和政变的成本更小，因此，反对和破坏民主(即避免如再

  分配税收等亲民主反权贵的政策)的收益要大于成本。或者，也许是对于土地所有者来说避免民主的收益更大，因为他们预期在土地改革中他们的收入将会被课以重税，甚至他们的财产会被再分配。

  一个最后的考虑也许是土地所有者比工业者和拥有人力资本的人更富 有，特别是在相对贫穷的正处于实行民主的边缘，或者其经济政治发展正处 于它们能实行民主但还没有巩固民主的转折点上的国家。用我们在第八 章中的分析来说，土地所有者相当于富人，而工业者和拥有大量人力资本的 人相当于中等阶级。因为土地所有者更富有，所以他们会从税收中失去更 多。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们更支持阻止民主的行动。然而， 在这一章，为了更加清楚地考察以前描述的其他机制，我们在不平等保持不 变的前提下考察经济结构的影响。

  在本章的结论部分，我们概述此处讨论的观点可能如何有助于理解经 济和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引入一种明确的能够使我们把收入再分配内生化并且讨论不 同要素禀赋的政治含义的经济结构。我们大家都希望这一结构包括劳动力(作为 民主的收入来源)、物质资本和土地。为简单起见，我们在大多数分析中抽 象掉人力资本，在9.10节再回头考察其影响。我们考虑一个拥有惟一最终 消费品的完全竞争的经济，其总量生产函数为：

  其中，K 表示资本存量；L 表示生产性土地的总量；N 表示劳动力；Y 表示总

  设生产函数F 具有规模收益不变的性质，所以当所有三种要素的数量倍增 时，总产出也倍增。规模收益不变是重要的，因为它意味着从生产中得到的 所有收入被作为生产要素(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的收入分配净尽。完全竞 争市场意味着所有生产要素都按其边际产品得到报酬。在制度不变的情况 下，不平等来自这些边际产品的不同和不同要素的不同的稀缺性。

  为我们到目前为止使用的框架提供微观基础的最简单办法是假定生产 函数采取比较特殊的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 形式：

  其中，001,o0。 当我们计算这个模型中的收入分配时，将变得清楚的 是，选择1— θ作为N 的指数是为了表示这一模型与此前使用的模型的 关系。

  这个函数暗含两个特征。首先，在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之间有着 有限替代(更确切地说，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恰等于1)。 其次，在资本和土地之间有远为更高的替代水平。这两个假定都是言之 成理的。例如，它们意味着当收入随着资本积累增长时，国民收入中的劳动 份额不变，土地份额下降，而资本份额上升。这一点与经验证据基本一致。

  让我们更详细地考察这一点。首先，像以前一样假设有(1—8)个民众， 这些行动者是挣工资者。因此N=1 一 δ,我们大家可以将生产函数改写如下：

  并且，剩下的δ个行动者(他们组成权贵)不拥有任何劳动力，他们拥有总资 本存量K 的δ部分，总土地存量L 的δ部分。

  我们假设最终产出Y 是等价物(即其价格被标准化为1)。因此，所有其 他价格是相对于最终产出的价格。利用在竞争市场中所有生产要素都按其 边际产品得到报酬这一事实，得到如下要素价格的表达式：

  在这里，w 代表工资率，r 代表资本收益率，v 代表地租率。这些价格都 是“实际”价格或者说是相对价格，因为它们是用最终产品计算的。

  有意思的是，劳动力的国民收入份额恒等于1- θ。这直接来自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函数形式。例如，即使资本积累增加，在(9.2)式中实 际工资增加，但劳动力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仍然不变。同时，资本在国民 收入中的份额增加而土地的份额则下降。

  现在，总收入是Y=(K+oL)(1—δ)¹-6, 并且因为总人口为1,这也是平 均收入y 。因此：

  y=(K+oL)(1—δ)¹-0 (9.4) 利用民众只有劳动收入这一事实，我们大家可以得出一个公民的收入(用yp

  回想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假设权贵的所有成员都是相同的，既拥有 资本也拥有土地。因此，我们有如下的权贵每个成员收入的表达式：

  我们假定各参数使平均收入小于富人收入，或者换句线,这与收 入为外生的模型的假定相同。

  我们现在来说明前面关于民主中的政策决定的分析能如何被用于这一 更为复杂的经济模型。与前面一样，所有个人具有对消费是线性的效用函 数，而且，因为人们把所有收入都用于消费，所以他们以收入最大化为目标。 同样，我们假定有两个政策工具：一个和收入成比例的税率和所有行动者接 受的一次性转移支付。与以前一样，收入再分配是有成本的。虽然我们现 在有一个有更丰富的基本制度集的模型，但在本章的分析中，我们仍假定这 些制度是外生的，虽然在9.9节我们会讨论它们能如何进入分析。

  个 人i 的效用现在是(1 —t)y³+T,i=p,r, 政府的预算约束同样意 味着：

  一t)y+(z—C(r))y。 这一间接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与我们前面得到的 条件一样，并且，因为从第四章中我们大家都知道偏好是单峰的，可以用中位选民 定理决定(无约束的)民主中的均衡税率，再次记为t 。 利用穷人的收入由 (9.5)式给出，平均收入由(9.4)式给出的事实，这一均衡税率，与在第四

  在这一节，我们把前两节中的经济和政治模型加入第六章6.6的基本民 主化模型，这个模型考虑了。我们应该考察的第一个问题是经济结构 怎么样影响成本。根据前面的讨论，对权贵的成本取决于其收入的 来源 特别是，他们的收入主要是来自资本还是土地。如已经讨论过的 那样，假定与平息民众的革命和起义威胁有关的动荡，其成本对工业者、工 厂和商业来说比对土地和土地所有者更大，是言之成理的。结果，当土地对 权贵重要时，他们更愿意承担的成本来避免民主。在一个来自资本的 收入比来自土地的收入变得更加重要的社会中，的潜在成本更有可能 超过民主的成本，权贵偏好把民主给予不满的民众而是不使用武力反对 他们。

  考虑与以前所进行的分析的相似性，我们在这里简单地概述这一模型。 富有的权贵必须决定是、民主化还是许诺再分配，假如没有，没有 民主，也没有革命，自然再一次决定权贵是否重新设置他们许诺的税率。这 一模型的博弈树与图6.2相同。

  这一基本的经济模型和我们在9.2节讨论过的一样。权贵拥有资本和 土地；并且，所有成员拥有相同的禀赋，因此他们内部没有异质性(我们在后 面会回到工业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区分)。与以前一样，民众从革命得到 的支付是VP(R,μ)=(1—μ)y/(1—δ), 而权贵得到的总是VP(R,μ)=0。

  对权贵是有成本的。到目前为止，因为收入是外生地决定的，我们 简单地假设(和政变)会破坏一部分收入。然而，先前的讨论说明想象 冲突实际破坏资本也许更为有用，这也是我们在这一章所假设的。然而，只 要在破坏的收入中来自资本的部分大于来自土地的部分这一章的所有结论 就都是适用的。而且，可以证实，前面各章的所有结果都可以被重新表述， 如果我们假设、革命或政变破坏的是资产而不是收入。

  因此，如果权贵选择用来避免革命和民主，他们将会失去一部分 (kk) 资本存量和一部分(kL) 土地，并且，我们假设：

  其中，要素价格w 、r和 v 由(9.2)式给出，民众最偏好的税率是t 。 这 些表达式考虑了一旦实行民主，民众可以不受约束地设置他们最偏好的税 率的情形。

  最后，权贵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在现有体制下提供再分配而不实行民主化或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达到的最好的程度是以民众最偏好的税率r 进行再分配，t 由(4.11)式给出。在这种情况下，价值为：

  如以前一样，如果θ≤μ,革命威胁是不存在的。对这个讨论更有意思 的是θμ的情形。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我们有V¹(N,N

  =tP)≥VP(R,μ), 再分配的许诺就会阻止革命。根据第六章的论证，这等价 于μ≥μ*,μ*由(6.6)式给出。

  如果μμ*,权贵不可能通过许诺再分配来阻止革命，因此他们会诉诸 于民主化或者。我们像前面一样假设VP(D)≥VP(R,μ), 使得民主化 可以阻止革命，这样的一种情况的公式与(6.7)式相同。

  什么时候权贵偏好?这取决于是否有μ≥μ*。当μ≥μ*时，相关的 比较是在再分配和之间，因为对于权贵来说，当再分配可行时，再分配 总是比民主化更为可取。更有意思的是当μμ*,因此在和民主化之间 存在取舍关系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权贵可以简单地比较(9.7)式和 (9.8)式给出的V*(D) 和 Vr(Oc) 。 显然，他们会偏好选择，如果Vr(D) Vr(Ok), 或者

  (9.11)式是发生的条件。我们说当k 更高时，经济是更加资本密集 型的，而低的k 值对应的相对土地密集型社会。(9.11)式清楚地说明，一个

  社会的资本密集度是对权贵是否具有吸引力的重要决定因素。我们在 下一节讨论来自这一条件的比较静力学。现在，我们用以下命题总结我们 的分析。

  ●如果(9.11)式不成立，民主化作为权贵对未来再分配的可信承诺 发生。

  因此，这一命题和第六章的主要结论是相似的。在此，有意思的是，决 定是否值得的条件(9.11)是否成立，取决于经济在多大程度上是资本 密集型的(即k 的水平)。

  理解这一点的最简单的方法是考虑s=1, 使的成本平均分配给资 本和土地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如下命题：

  命题9.2 考虑S=1 的博弈。那么,(9.11)式与k 无关，因此，政治均衡 不受经济的资本密集度的影响。

  相反，如果51,易证，随着k 的增加，(9.11)式不再成立。因此，我们 定义k*, 使得

  推论9 . 1:考虑一个由有S1 的博弈描述的社会，并用(9.12)式定义 k* 。那么,在惟一的子博弈完美均衡中，我们有，如果kk*, 权贵将用 应对革命的威胁，如果k≥k*, 他们会用民主化对革命的威胁做出反应。

  这一结论是这一章的主要结果。它指出一个资本密集度高的社会更加 容易实行民主化。这是因为权贵对暴力的使用，在这种社会中要比在土地 密集型的社会中成本更高。或者，换而言之，资本投资比持有土地使权贵更 支持民主化(在下一节的讨论中我们会看到工业者比土地所有者更支持民 主化)。

  我们现在将这些观点推广到政变。因为进行和发动政变的相似 性，似乎有自然而然的原因认为这些成本也取决于经济的资本的密集程度。 特别是，假定在一次政变中，经济中一部分生产性资本遭到破坏。如果政变 发生，我们令被破坏的物质资本的比例为gk, 被破坏的土地比例为φL。很 自然地会认为：

  换句话说，政变引起的动荡对资本比对土地更有破坏性。原因与前面讨论 的相似。政变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动乱和动荡导致复杂经济关系的瓦解。这 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农业生产更加重要。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农业中对 产品质量的关注要少于在制造业中的关注。并且，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复杂 关系、对技能和关系型资本的投资在更加工业化的活动中要重要得多。因 此，政变对土地的危害要小于对资本的危害。

  令φz=φ,φk=5φ, 其中，ξ≥1。给定这一假设，我们可以写出政变后的

  显然，两个表达式都小于政变前的相应表达式(9.5)式和(9.6)式，因为 政变带来的动荡通常破坏了经济的一部分生产性资产。

  有了对政变成本的这些界定，我们现在可以分析经济结构对政变和民 主巩固的影响了。在本节中，这一模型的博弈树与图7.1的描述相同。

  权贵是否希望发动政变取决于民主和非民主的后续价值。面对政变的 威胁，中位选民希望做出让步(即令Pt), 避免政变。在此之后，权贵决 定是否发动政变。如果他们发动政变，社会转向非民主，权贵制定税率。自 然，在成功的政变之后，他们会选择他们最偏好的税率N=0 。 结果，博弈以 民众和权贵各自的支付VP(C,φ)=y 和Vr(C,φ)=y 结束。在此，y 和yr 由(9.13)式和(9.14)式给出。反过来，如果他们选择不发动政变，政治体系 仍旧保持民主，中位选民也许以1—p 的概率重新设定与民众在前一阶段许 诺的税率不同的税率。因此，民众许诺的税率t 得以保持的概率为p, 民众 和权贵分别得到价值V(y?tP)和 V(yrtP),其中

  如果，另一方面，自然允许民主重新设定税率，民众和权贵都会收到与(无约 束的)民主有关的价值VP(D) 和Vr(D), 由(9.7)式给出。因此，由民主的按 税 率tP 征收低税的许诺产生的价值是VP(D,zP) 和Vr(D,tP), 使得：

  (9.15) 十(1—p)(tP(θ—δ) 一(1—δ)C(t²))](K+oL)(1—δ)¹-θ

  我们现在可以用反向归纳法描述这一博弈的子博弈完美均衡。政变对 于权贵是否具有吸引力取决于政变约束Vr(C,φ)Vr(D) 是否具有约束力。 这一约束表示政变比生活在一个无约束的民主中更具有吸引力。这一政变 约束可以表示为：

  我们仍用资本密集 k=K/L 度写出这一表达式。当这一约束不具有约束力 的时候，政变的成本充分高，使权贵发现政变无利可图——民主是完全巩固 的。等式(9.16)相当直观，并以人们预期的方式对参数变化做出反应。例 如，更高的民主税率t 使这一约束更可能成立，因为只有左端取决于t, 并 对 t 递减。更高水平的φ使它成立的可能性更小，因为权贵的更大部分的 资产将在政变过程中造到破坏。

  相反，当这一约束具有约束力时，民主体制将是不完全巩固的：如果民 众不偏离他们最偏好的税率，沿均衡路径会出现政变。因此，我们可以定义 在政变中被破坏的资产比例的临界值，用φ*表示，使得当φφ*(即政变成 本不是很大)时，民众的有限的再分配许诺不足以劝阻权贵不发动政变。当 然，对权贵阶层来说，民众能对权贵做出的最有吸引力的许诺是完全停止出 自权贵的再分配(即P=0)。 因此，在φ*处，我们必须有 V(D,tD=0)=

  和前面一样，这一表达式意味着更高水平的t 使民主对权贵更为不利，因 此，增加了φ*;也就是说，当t 很高时，权贵愿意承担成本更大的政变。我 们现在有如下结果：

  ●如果政变约束(9.16)式不具有约束力，民主是完全巩固的，民众设定 他们最偏好的税率 0。

  ●如果政变约束(9.16)式具有约束力，且φ≥φ*,民主是不完全巩固 的，民众设定税率tD=ttP, 使得V(D,tP=t)=Vr(C,φ)。

  ●如果政变约束具有约束力，且φφ*,民主是不巩固的，出现政变，权 贵掌权并设定他们最偏好的税率tN=0。

  这一结果中新颖的部分是现在政变的可能性受经济结构 特别是， 社会是资本密集型的还是土地密集型的 的影响。然而，资本密集度影 响权贵发动政变倾向的惟一原因是在政变过程中资本和土地被破坏的不同 比例(即φKφL)。为了强调这一点，我们陈述一个和命题9.2相似的结论：

  命题9 .4:考虑这一博弈在ξ=1时的情况。那么,(9.16)式与k 无关，

  失。这一命题表明，在这个模型中，当政变的成本对资本和土地所有者都相 同时，经济结构和资本密集度没有关系。

  然而，当ξ1时，情况有重大变化。政变对资本的成本大于对土地的成 本，(9.16)式意味着随着k 的增加，政变约束变得松弛了，从(9.17)式可知， φ*减少。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定义两个临界水平k 和 k* 使得当时k=k,(9.

  16)式作为等式成立。另一方面，k=k*, 使得当民主承诺tD=0, 权贵对政变 和民主是无差异的。自然，k*k 。 这一讨论得出了如下结论：

  推论9 .2:考虑一个由这一博弈描述的社会，假定ξ1。令k 和 k* 如上 述。在这一子博弈完美均衡中，我们有：如果kk*, 社会是不巩固的民主。 如 果k*≤kk, 社会是一个不完全巩固的民主。如果k≥k, 社会是完全巩 固的民主。

  因此，在一个k 比较低的土地密集型社会中，在危机时期将会发生政变。 然而，当生产的结构不同时，也就是说，当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和在权贵资产 组合中相对重要时，如资本密集度的临界水平k* 描述的那样，沿均衡路径不 会再发生政变，民主得以存续。但是，因为kk, 民主不是完全巩固的政治 制度，只有通过对形成了有效的政变威胁的权贵做出让步才能存续。当社 会变得更加资本密集，k增加时，它最终会变成不存在影响均衡税率和再分 配政策的政变阴影的、完全巩固的民主。

  因此，这一模型说明经济结构，特别是资本密集程度，如何影响民主巩 固的倾向。基本的思想是在一个更为工业化的、权贵资产的更大部分以物 质资本形式存在的社会中，与政变相联系的动乱和动荡，与引起的诸如 此类的事情一样，有更大的破坏性。因此，在一个资本密集型的社会中，政 变和的吸引力更小。

  经济结构影响民主的一个更重要的途径是权贵对民主的态度也随着经 济结构的变化而不同，因为资本和土地的税收负担通常不同。在这一节，我 们分析一个具有这一特征的模型。为简洁起见，我们仅仅考察政变和民主 巩固。有前两节的结果，显然关于向民主过渡的分析是相似的；阻碍政变的 因素也阻碍，促进向民主的过渡。

  这一节的关键是，因为土地供给更加无弹性，在被允许时，民众会对土 地征收比对资本更高的税。于是，如果其他情况相同，在土地对权贵的收入 更加重要时，权贵更加反对民主。这也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关于在土地密集

  现在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假设可以对来源不同的收入分别征税，特 别是，对资本收入的税率为tk, 对土地收入的税率为tl 。 为了简化讨论，我 们通篇都假设对劳动收入不征税(即对劳动的税率 tn 等于0)。显然，民众 不愿意对他们自己的收入征税，更一般地说，在一个非民主体制中，权贵可 能倾向于对民众征税，再分配给他们自己(如在以前各章对有针对性的转移 的讨论中那样)。为了简化说明，我们通过将注意力限于tN=0 的情形，略去 这种可能性。

  当存在对资本收入和土地收入的不同税收时，我们如何对税收成本建 立模型?税收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生产要素的供给是有弹性的事实。 例如，对劳动税收是有成本的，因为个人享受更多闲暇而不是向市场提供劳 动。这些成本有两个方面，都与这里的讨论有关。首先，由于供给市场的劳 动减少，计量的收入减少，因此税收减少。对使用税收的人，这便产生了成 本，因为现在税收减少了。其次，也会有分配效率的成本。如果没有税收， 劳动力将被配置到其最佳用途：市场工作。税收阻碍了这一配置，通过创造 使时间偏离其最有效率用途，被迫用于价值更少之处，即闲暇或者家庭生产 的激励，创造了一种扭曲。对资本征税也有类似的成本，因为资本可以逃到 其他活动中甚至逃到国外，避免被征税。同样，资本的这一反应之所以是有 成本的，既是因为有了更少的税收收入，也是因为资本在各种活动中的配置 被扭曲了。更一般地说，在所有情况下，税收之所以造成扭曲，是因为努力 避税的行为，每一种要素在避税的努力中，都没有被配置到其最为生产性的 用途上，被作为课税对象的计量的市场收入减少了。同样很重要的是这些 成本都和各种因素的“供给弹性”有关。当一种要素的供给缺乏弹性时，它 难以从市场活动中退出，因此，计量的收入不变，扭曲更少。将供给弹性作 为决定税收成本的重要因素将立即显示对资本征税的成本比对土地征税的 成本更大。毕竟，资本能很容易地进入其他部门，但土地只能固定在原处， 最多只是荒废掉而已。

  受这些考虑的推动，我们设想当对资本的税率为tk 时，相应的税收成本 为 Ck(tk)rK; 当对土地的税率为t, 成本为C₁(tL)vL, 与以前一样，我们假 定这些函数是连续的、可导的、凸的。并且，我们规定通常的边界条件CL(0) =Ck(0)=0, 以及稍微不同的边界条件C₁ (1)1 和 Ck(1)1 (产生这一 不同的原因稍后会得到说明)。我们的关键假定是：

  这一假定意味着对资本征税的边际成本总是高于对土地征税的边际成本， 也就是说，资本供给比土地供给有弹性。这一假定的重要含义是民众愿意 对土地征收比对资本更高的税。

  在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的模型中那样，假定除了一次性转移之外，还有对特 定团体的转移支付——特别是对民众，T,——以及对权贵的一次性转移支 付，Tr。

  它包含了我们关于资本和土地被权贵所有成员同样拥有，权贵人数为δ的 假定。

  (9.18)式的左端是总的转移支付支出，T,表示权贵成员所得到的一次 性转移支付，因此乘以δ;T, 是对一个公民的转移支付，因此乘以1—δ。等 式右端是对资本和土地所征税收的总收入。在税率为tk 和tL 时，资本所有 者支付总量为tkrK 的税收，土地所有者支付总量为t₁vL 的税收。然后我 们再从中分别减去各自的税收成本Ck(Tk)rK 和Cz(tL)vL。

  给定针对他们自己的转移支付的可获得性，民众将利用这一有针对性 的转移支付再分配来自资本和土地的收入；所以，在民主中，T,=0。

  接下来，由于民众不再对自己征税，他们最偏好的税率即为使(9.18)式 右端的净税收最大化的税率。换句话说，民众现在喜欢位于表示税收收入 与税率之间关系的拉弗曲线的顶端。所以，民众最偏好的税率可以通过解 以下的最大化问题来计算：

  接下来计算民主税收对权贵的净负担。与第四章一样，我们把这种税 收负担定义为出自权贵的净再分配数量。由于他们现在得到的转移支付为 零，因此，净再分配数量便等于他们所支付的税收。于是，我们有：

  利用(9.3)式，我们得到相对于总收入的以资本密集度表示的税负表 达式：

  首先，注意，根据(9.19)式，税率表和tt与k 无关。然后，(9.20)式意 味着当一个经济体变得更为资本密集时，民主对权贵的负担会下降。这反

  这一表达式直接来自ktt 这一事实。这个结果意味着当权贵对资本 的投资比土地更多时，他们会出于另一个原因更少地反对民主。这是因为 民主对资本的税收少于对土地的税收。

  对 tkt 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解释。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强调对来 自土地和资本收入的不同税率。另一个可能性是资产的再分配。因为没有 在本章明确考虑资产的再分配问题，我们也许认为资产再分配的可能性也 被包括在k 和 tt 之中了。有理由认为土地和资本再分配的可能性所不同 吗?答案是肯定的。虽然民主能够通过土地改革很容易地再分配土地，但 是资本的再分配要困难得多。因为资本以工厂的形式是难以分割的。更重 要的是，当这些工厂被其他所有者取得或被给予新的所有者时，生产效率通 常会降低。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复杂关系 些特定的投 资和诀窍 都掌握在原来的生产者手中，难以转移，甚至不可能转移。我 们可以争辩说，不需再分配资本本身，企业股份可以再分配。然而，现代企 业理论(Hart,1995) 指出：企业内部的行动者的动力取决于所有权结构，因 此不可能在不损失生产率的情况下，对资本进行任意的再分配。的确，如果 资本市场是完备的，我们可以预期企业一开始的所有制结构就是有效率的 (如果不是这样，则再分配的效应会更加复杂；例如，参见Legros and New- man,1996)。

  土地更容易在不创造扭曲的情况下再分配。当土地从大土地所有者再 分配到农业工人手中时，效率的损失也许不明显。事实上，根据一些统计， 效率还有可能提高，因为许多大农场是由其所经营的土地超过了有效率规 模的大土地所有者拥有的[宾斯旺格、德宁格和费德尔(Binswanger, Deninger,and Feder,1995)讨论了土地改革有利于效率提高的证据。贝斯 利和布尔吉斯(Besley and Burgess,2000)指出，印度的土地改革对于总量经 济绩效几乎没有不利影响]。这表明，土地改革对于民主来说经常是个有吸 引力的政策工具，能够达到财政目标，也不会造成严重扭曲。自然，这也意 味着民主对土地所有者的负担大于对资本所有者的负担。这一考虑意味 着，当土地是富人的更重要的财产时，他们对民主的恐惧更大，他们通常预 期对他们更为不利的再分配和更大的负担。这可以用我们 t 的结果来 说明。

  我们现在把这两点联系起来，分析在一个资本和土地税率不同的社会 中发生政变的可能性。考虑此处描述的经济模型和图7.1中的博弈表示的 政治模型。为了进一步简化讨论，我们假设在政变过程中被破坏的资本和

  土地数量相同(即φk=φL, 或者ξ=1)。这一假定突出了我们本节要强调的 渠道。

  如果民众能重新设定他们最偏好的税率和转移支付，对资本和土地的 税收由(9.19)式给定，且T,=0 。 我们可以得到每一公民所接受的转移为：

  T 的 上 标p 表示它是民众偏好的价值。所以，我们可得到在一个无约 束的民主中的相关价值：

  权贵是否发动政变取决于民主与非民主的后续价值。假设民众再次设 定可能与他们最偏好的税率k 和 tt 不同的税率，我们用tk 和tl 表示，对 一个公民的相应的再分配则为：

  由于这种税率是扭曲的，因此，民众显然会决定减少对土地和资本的税 收而不是实行对权贵的一次性转移支付。如果我们允许对劳动收入征税， 众可能发现对自己征税，并向权贵转移资源，来避免政变是最优的。

  接下来，权贵决定是否发动政变。如果发动政变，则社会转向非民主， 权贵设定税率。自然，他们会选择自己最偏好的税率tk=tN=0 。 因此，博 弈以民众和权贵的各自支付VP(C,φ) 和V(C,φ) 结束：

  反过来，如果权贵决定不发动政变，政治体系则仍为民主。在这种情况 下，自然再次行动，决定民主是否重新设定与民众在前一阶段所许诺的税率 不同的税率。与前面一样，这一后续博弈表现了这一事实————旦政变的 威胁消失，民主也许不能承诺更少的再分配政策(即不采用亲民众的政策)。 自然决定民众许诺的税率以概率p 保持，民众和权贵得到价值V(y²tk=

  另一方面，如果自然允许民主重新设定税率，则权贵和民众都会得到 (无约束的)民主价值V²(D) 和Vr(D), 这由(9.22)式给出。所以，民众在民 主中做出的仅以税率tk,TL 进行更少再分配的许诺产生的价值为VP(D,rk

  其 中 ，w 、r和 v 由(9.2)式给出；t 和 t 由(9.19)式给出；T; 由(9.21)式给 出 ；T 由(9.23)式给出。这些表达式考虑了民众可以以1—p 的概率重设 税率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受约束，选择由(9.19)式给出的、他们最 偏好的税率k 和 tt。

  我们现在可以用反向归纳法描述这一博弈的子博弈完美均衡。决定性 的问题是，发动政变是否符合权贵的利益，以及民众是否能通过许诺让步来 阻止政变。

  政变是否有吸引力取决于政变约束Vr(C,φ)V(D) 是否具有约束力。 当权贵的税负充分高时，答案是肯定的。利用(9.22)式和(9.24)式，政变约

  相反，当这一约束具有约束力时，民主是不完全巩固的：如果民众不采 取行动，则沿着均衡路径会有政变发生。民主可以采取的行动是减少对资 本和土地的税收，从而减少民主对权贵的负担。尤其是，民众可能对权贵提 供的最好许诺是对资本和土地的税收都为零，Vr(D,tR=0,tP=0)。 如前面 的分析一样，我们可以定义φ、φ*的临界值，使得当φφ*时，民众的有限再 分配许诺不足以劝阻权贵发动政变。因此，我们必须有在φ*处Vr(D,tR=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将这一博弈的子博弈完美均衡总结如下： 命题9 .5:在上述博弈中，存在一个惟一的子博弈完美均衡，使得：

  ●如果政变约束(9.26)式不具有约束力，民主是完全巩固的。民众制 定他们最偏好的对资本和土地的税率 0, t0, 由(9.19)式给出。

  ●如果政变约束(9.26)式具有约束力，且φ≥φ*,民主是不完全巩固 的，民众制定低于tk 和 t 的税率。

  ●如果政变约束(9.26)式具有约束力，且φφ*,民主是不巩固的。政 变将会发生，权贵掌权，制定他们偏好的税率，tk=tl=0。

  我们再次来定义资本密集度的两个临界水平k 和 k*, 使得当经济达到 这些临界水平时，首先变成不完全巩固的民主，然后变成完全巩固的民主。

  在(9.28)式、(9.29)式给定的k 和 k* 下，推论(9.2)式与以前一样适用。因 此，结果与前面类似：当资本和工业变得比土地和农业更重要时，权贵就会 减少对民主的反感，反民主的威胁减少。但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和以前不 一样。在前一节的模型的讨论中，民主的负担与权贵资产的构成无关。他 们对政变的不同态度来自政变所带来的混乱的不同成本。在现实中，也许 更重要的是，权贵的不同部分在民主中遭受的损失是不同的。在这一节，我 们通过构造一个土地被课以更重税收(或通过土地改革进行更激进的再分 配)的模型，强调了这一方面。所以，当土地是权贵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时， 他们更惧怕民主。随着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对民主的反对减少，民主更可能 巩固。

  本节中的这一模型的含义直接适用于民主化。由于民主的负担更多地 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所以，随着经济的资本密集度的提高，相对于民主，镇 压的吸引力会下降，民主化就会出现。的确，类比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 找出足以保证对权贵完全没有吸引力的资本密集水平。

  前面的分析说明了经济中上升的资本密集度如何降低了反民主政变的 可能性。为了使讨论简化，我们假设资产的构成可以变化，但假定权贵都是 一样的，每个成员都拥有相同份额的资本和土地。但在现实中，存在不同的 团体———土地所有者和工业家——并且一些团体比其他团体更反对民主。 这些区别是摩尔(Moore,1996) 首创性文献的持续的主题，并在近期关于民 主和的文献中以强硬路线者和温和路线者的面目出现。在前一章中，我们 讨论了如何在一个既有富人又有中产阶级行动者的模型的语境下，对强硬 路线者和温和路线者的区分提供一些具体内容和微观基础。然而，在第八 章中，收入仍是外生的，行动者之间的惟一区别只是收入水平的差异。

  本章的模型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另一种方法。特别是由于和政变的 成本更多地由资本所有者承担，而民主对土地所有者的负担更加沉重，我们 可以预期资本所有者不会像土地所有者那样强烈反对民主。因此，我们可

  以设想一种权贵出现分化的状况：资本家倾向于承认民主，而土地所有者则 反对。

  虽然在政治学文献中，关于强硬路线者和温和路线者的讨论通常只限 于向民主过渡的讨论，但其基本逻辑意味着这一区别对民主的巩固也应该 是重要的。在反对民主的人群中也存在异质性；当分化出现在这些团体之 间时，如何加总他们的偏好对决定民主是否存续起关键作用。因此，我们接 着前两节来讨论在权贵是异质的情况下，资本密集度如何影响民主的巩固。 这与第八章的分析有所不同，在那里，权贵的异质性是在民主化的背景下讨 论的。

  在本节中，我们仍使用前一节的模型，但在这个模型中有三个行动者团 体：工人、土地所有者和工业家。我们分别用δ*和δ“来表示工业家和土地所 有者的数目，使得δ+δ=8。工业家拥有全部的资本，土地所有者拥有全部 的土地。我们也继续我们前一节的分析，假定政变的成本对土地所有者是 一样的(即ξ=1),但贫穷的工人对他们按不同的税率征税。政治状况仍由 相似的博弈描述。民众首先规定对资本和土地的税率，tk 和t2P,而且他们也 许愿意许诺tk 和tL, 这与他们的理想税率是不同的。然后，如果权贵决定 不发动政变，自然会采取行动，民众以1-p 的概率重设税率，使之偏离tk 和TL。这一行动表现了民主的承诺问题。

  然而，为了讨论权贵的行为，我们必须首先提出加总资本家和土地所有 者的偏好的方式。如前所述，这可以有很多方式，但在这里采用第八章8.6 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假定决策是用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决定 的，以此来加总富人和中产阶级的偏好。在这里，我们使用同样的假定，因 此，如果政变最大化权贵———土地所有者和工业家——的效用和，权贵会支 持政变。

  现在，支付也不同了，因为存在三个团体。如果博弈的结果是民主，民 众设定他们最偏好的税率，由(9.19)式给出，则我们可以得到民众、工业家 和土地所有者各自的支付：

  其中，w 、r和v由(9.2)式给出，由于在民主中T,=0,Tp 由(9.21)式给出。 在此，假设权贵的各部分以相同的比例拥有资本和土地。为了简化符号，用 Vk(D) 表示所有工业家得到的价值，V¹(D) 表示所有土地所有者所得的 价值。

  这种情况下，我们假设他们共同选择税率和转移支付。这会导致税率为0, 但在政变过程中，有φ比例的资本和土地被破坏。因此，对一个工人、工业 家和土地所有者的支付是：

  在设定政变的支付时，我们规定，在政变之后建立的非民主中，不存在权贵 的征税。工业家也许支持把税率设定为t0 且 T0, 对土地所有者征 税，再分配给他们自己。同理，土地所有者也许支持对工业家征税。然而， 在这里，这种税率将是通过最大化决定了政变是否发生的同一福利函数决 定的，而功利主义形式的目标函数保证了这种税收不会在均衡中出现。

  最后，在穷人许诺以税率R=tk 且 t2=tL 进行再分配时(考虑这一诺 言被兑现的概率为p), 预期收益为：

  与前面的分析类似，我们可以再次定义政变约束以及使权贵对政变和 生活在民主中无差异的φ的临界水平。如果政变的成本大于这一水平，则 我们处于完全巩固的民主。这些数值现在决定于权贵内部政治权力的平 衡。首先我们来定义基本的政变约束V*(C,φ)Vk(D) 且 V(C,φ)

  t²=0), 它们表明在什么时候，即使在穷人做出可能最好的让步时，政变也会 发生。它们决定了民主不完全巩固的条件。由此，我们得到工业家偏好政 变而不是接受民众可能做出的最好的让步的约束：

  为了理解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政变，我们必须分析政变是否最大化权 贵的功利主义的福利函数。这一情况的条件是：

  在这里，8*Vh(C,φ)+8V¹(C,φ) 是当权贵发动反民主政变后的工业家和土 地所有者的效用和。δ*Vk(D,zk=0)+8V(D,2=0) 是当这两个团体接受 了可能最好的让步，不发动政变时的效用和。当V¹(C,φ)V(D,tP=0)

  时，土地所有者支持政变，而在Vk(C,φ)Vk(D,tk=0) 时，工业家反对政

  因此，在民主做出可能最好的让步(即 tk=0 且 tr=0) 时，政变会发生，

  (1—φ)Y(1—p)tkrK+(1—t2)vL (9.35) 注意(9.35)式和(9.26)式是同样的方程。并且，(9.34)式包含的政变成本 的临界值和(9.27)式给出的φ*相同。所以，命题9.5也适用于这种情况。 例如，我们可以定义资本密集度的临界水平，k*和k,使得当kk* 时，有政 变发生；当k∈(k*,k) 时，民主可以通过让步存续，因此是不完全巩固的；当 k≥k 时，民主是完全巩固的。

  引人注目的是，现在出现了权贵的利益和偏好迥异的状态。由于tk tf,因此土地所有者自然比工业家更倾向于发动政变。然而，随着资本密集 度的上升，工业家获得了比土地所有者更大的权力；于是，政变决策越来越 反映工业家的利益(即由于他们在民主中损失更少，他们更不倾向发动政 变)。因此，我们看到了一种权贵出现了分化的耐人寻味的状态。土地所有 者希望政变而工业家不希望；当资本密集度变得足够高的时候，工业家的偏 好占主导地位。

  在此，重要的不只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资本和工业变得更加重要，权 贵作为一个整体变得更加支持民主。相反，也是更为切合实际的是，存在着 权贵内部的分化。旧土地贵族总是更加反对民主，因为他们在民主政治中 付出了更沉重的代价，而且恐惧在未来他们将付出更大的代价。他们对民

  主的态度不会迅速变化，但随着工业化，经济结构不断变化，新兴权贵的力 量不断壮大，工业家在政变中会失去更多，对民主则更少惧怕。随着新兴权 贵实力的增强，权贵对民主的威胁也大为减少。这一结果来自这一事实：随 着资本密集度的上升，权贵内部不同部分的偏好强度发生了变化，工业家就 越来越反对政变而土地所有者的力量减小。这种相对的偏好强度反映了相 对的政治权力。

  本章所提供的视角如何有助于理解在民主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不同国 家的差异?拉丁美洲和西欧之间的比较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当19世纪70 年代英国和法国等欧洲走向全面民主时，它们主要是城市社会；而当巴西、 危地马拉和委内瑞拉在20世纪40年代实行民主化的时候，它们还主要是农 业社会。在欧洲的情况下，虽然民主产生了有利于穷人的收入再分配和经 济社会政策，但在这些国家没有出现激进的资产再分配计划。虽然欧洲社

  在英国的情况下，国有化都是针对一些严重亏损的行业，并且其所有者都得到了补偿。严肃的资本再分配仅发生在革命之后。然而，在拉丁美洲，刚刚获得公民权的农民就要求土地改革全面的土地再分配。这种现象持续地发生在拉丁美洲的民主化过程中。只有阿根廷和乌拉圭等更加城市化的国家例外，这些国家的政治围绕着农村和城市的对立演变。〔1〕

  在1964年的巴西、1954年的危地马拉、1948年的委内瑞拉以及1973年的智 利，对激进的土地再分配的反应都是政变。因此，与土地所有者相比，工业 家对民主的担心更少，反民主的情绪更少的思想，与不同国家的历史经验似 乎是一致的。

  工业家和土地所有者也许对民主有不同偏好的观点可能也有助于解释 在20世纪90年代中美洲民主化的动力学。例如，在萨尔瓦多，在20世纪 40年代后，随着新的进口替代工业在城镇出现以及从咖啡向棉花的转变，经 济多样化开始出现(Williams,1986;Paige,1997) 。 因为棉花生产是更加机械化 的，导致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人口在城市地区的集中似乎大大加剧 了国家的政治不稳定。并且，投资于棉花和工业的新型工业家出现了。这种 新的权贵在战争中遭受了沉重损失，是大力推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妥协的 中心力量。所以，对工业家成本更高的思想，和工业家的增长的政治权力

  〔1〕例如，在阿根廷，对庇隆的支持大多数来自城市，他的政策也已从农村向布宜诺斯艾利斯 的再分配为目标。显然，与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情形一样，城市工人对土地再分配不感兴趣。

  伍德(Wood,2000) 也用这种观点去分析南非的情况。他指出，随着白 人土地所有者的重要性下降，工业家的重要性上升，在南非也出现了类似的 变革。工业家从种族隔离体制得到的好处更少(因为他们被阻止非洲人积 累人力资本的限制所损害),在和对南非的国际制裁中损失更为惨重。

  在本章(乃至全书)的分析中，我们把经济制度的结构视为既定。然而， 很显然，如果拥有政治权力的人能够改变这些制度，这会对民主产生重要的 影响。例如，设想这样一种情况：市场不是竞争性的，拥有权力的人能干预 和扭曲市场。在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统治的非民主中，权贵可以干预市 场，也许通过在劳动市场上创造买方垄断，降低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和 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会上升，使劳动的份额下降到1—θ以下。在这一社 会中，民主化不仅会导致权贵不喜欢的税收，而且会破坏他们偏好的经济制 度。例如，一旦靠出卖劳动为生的民众左右了民主政治，他们就会有通过法律 削弱工业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市场力量的动力。的确，他们有加强自己的市场 力量的动力，也许通过促进工会的形成，引进失业保险，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以 及提高解雇成本等办法。这将会有缩小民主中的θ的作用。19世纪英国的民 主化导致劳动市场立法的重要变化，使谈判的力量由雇主转向劳工。

  允许劳动市场和其他经济制度以这种方式内生化的影响使权贵更加反 民主，而民众更加亲民主。所以，革命变得更有吸引力了，因为，如同在我们 存在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的模型中那样，非民主的现状使得民众的境况更 差。与此同时，民主变得对贵族更为不利，他们因此会更加倾向于用来 避免民主。显然，一旦民主建立，操纵经济制度的能力也强化了权贵发动政 变的动力。在根本上，允许经济制度成为内生的，将会产生与存在有针对性 的转移支付的模型相似的结果。它增加了特定政治制度的风险，使社会冲 突更加激烈，社会更不稳定。

  虽然我们在本书中不分析内生的经济制度模型，但在实践中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例如，在摩尔(Moore,1966) 和他的追随者的著作中，强调 的重点是农业的组织。摩尔指出，在英国促进民主的力量之一是农业是高 度商业化的，并由相对自由的劳动力市场这一事实。如我们在前面讨论的 那样，英国前民主劳动市场制度当然试图削弱工人的谈判能力 例如通 过禁止工会，但是与东欧的情况相比，这是小巫见大巫了。英国是欧洲最早 见证封建主义解体的国家之一，但是东欧的封建制直到19世纪中期才结束。 摩尔把英国的这种情况和当时东欧的“劳动压迫”型农业作了比较。在经济 制度是内生的情况下，这种不同在我们的框架中是可以成立的。在19世纪

  摩尔的讨论也显示了土地密集社会和民主化之间的另一联系。考虑 与农业技术的关系，这种劳动压迫型的经济制度(其极端的情况为奴隶制) 可能是有效率的，也是可行的。例如，这是关于在美国内战前奴隶制为什 么主要存在于美国南部的标准论点(Fogel and Engerman,1974;Eltis 2000)。虽然我们还不了解这种观点的微观基础，但这种观点似乎是与大 量证据相符合的，并为资本密集型社会和民主的关系提供了另一联系，这 一联系是通过经济制度发生的——劳动压迫对于工业家来说更不可能或 吸引力更小。

  虽然在摩尔的分析中，我们会把19世纪的英国视为相对资本密集的 把俄国和奥匈帝国视为土地密集的，但即使在土地密集的社会内部，经济 制度也有很大差异。这些思想可能有助于解释拉丁美洲各国的差异性。 以中美洲为例，虽然这些国家的经济都高度专业化于同样的经济活动，特 别是咖啡，但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历程却有重大不同。例如，尼加拉瓜有 最危险的个人专制之一，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都由苏慕萨家族控制， 直至该家族被1979年的桑定诺革命推翻。在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没有 出现这种山大王型的体制；相反，拥有土地的权贵在军队的支持下牢固地 掌握着权力。这种扩展只是在20